我的题目是《数字时代的媒体专业主义实践方式》，我就以编辑与经营间“防火墙”为例，专业主义最近学界有一个小小的讨论比较热，这个东西是两个层面的，一个是理念层面的，另外是非常系统的操作方式。作为一种操作方式，从制度设计到写作方面都有具体的要求。在制度设计上，媒体内部设立一个防火墙所谓专业主义的基本要求。我想从有关《大公报》引发的一个困惑，《大公报》的内部是没有像传统刻意的强调编辑与经营公开，张继峦（音）是总编辑兼副总编辑，吴定之（音）是总编辑兼副总编辑，它是于典型的交叉，吴鼎昌身为报社出资人即老板，也经常执笔写社评。经营和编辑是高度一体的。

中国大公报“四不”原则一直被认为是专业主义的中国表达。很多人要问没有专业主义要求的“防火墙”机制，但《大公报》从创办至少到1947年之前，基本上没有明显的我们认为的有违专业主义的被人诟病的东西。他是怎么实现的？这个问题也可以反过头来再问，我们内部的“防火墙”的意义是什么？放火防火墙对专业的媒体机构是不是任何时候都不可或缺的。

讲到新媒体的时代，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按照克莱社（音）的说法，我们人类重构人类的传播生态，信息传播进入到一个所谓大规模业余化的时代。按照克莱社的说法，并不意味着专业机构的消亡，只不过专业机构和业余的边界不那么明显，在新闻传播作为一个存在条件已经发生重构的情况下，专业的机构能不能存在，怎么样存在都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至少现在我们看到的，由于传统媒体的商业模式的量不大，传统媒体作为一个大规模商业机构，以后可能很难扩散。未来的时候可能专业的新闻机构应该是所谓的一个去规模化的，将来一定是以中小型规模存在，可能是比较合理的，也有现实可能的。那么，去规模化之后造成的影响是低成本运营的可行性，原来大规模机构是很难低成本运行，现在恰恰为低成本运行提供一种可能。一旦可能低成本，会有一个变化，为媒体的非营利提供可能。从历史上来看，新闻的传播走向商业化，这是我们的一个取向。非营利化之后，我们可以对新闻专业领域可以有更多的想象。

以后的专业媒体有可能是几种存在形式，一个是像美国的ProPublice一样的，由基金会支持的小规模的机构，三十多个人，专门做调查报道，可能已经拿过很多项目，这是一个小机构。另外一种像柴静做的《穹顶之下》，选择的独立媒体人团队，临时六七个人小团队做这样一个事情。这可能是以后所谓专业机构存在的一个形式。这样一种去规模化之后的专业机构，我们是不是还有必要像以前的商业机构一样建立一种所谓的严格防火墙的机制。从现在来看，我觉得至少是不可行的，而且必要性不大，就传统来看防火墙的机制设计，有很大的局限性。防火墙，大家看目前美国的十大新闻原则里面，防火墙追求的编辑独立没有实现，最后造成了编辑的孤立。

既然在这样一种小机构里面防火墙不再是现实可行性的时候，面临一种质疑，比如说沉浸在群体之下出版之后面对过很多人的质疑，像人民日报的社长，现在兰州大学yl23411永利的经理林治波在一个会上，他当着我的面质疑，以他的经验，群体之下的是不可能有1000万的制作都不够，做电视的朋友说人民日报新华社发公家的钱非五星级不住，非头等舱不坐。柴静花自己的钱的时候，一分钱掰成两半花。100万可能花不完。林治波他们质疑的时候其实问的两个问题：一是柴静的钱是从哪来的？其实隐含的一个问题是：你是不是在花境外的资金，有非法的资金来源。第二个问题可能问的是你做这个节目的用意是什么，林经理的意思是说柴静这个节目就是对搞跨中石油、中石化（两桶油），让美国的石油公司占据我们的市场。这样一种质疑，我觉得柴静如何回应这样一个问题呢？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她那100万是她自己筹的，回应的比较粗糙，真要回应质疑的时候，以后专业机构的公信力度和建立专业机构营销号如何把它区别。我觉得数字时代的专业机构需要探索与传统商业媒体完全不同的专业主义实践方式。从现在来看，如果我们一旦放弃了防火墙那样一个机构设置的话，增强透明度是目前我们看到比较好的践行专业主义的一个方法。

在满足满足群众的知青权，不仅是为公众提供更多的公共信息，还要主动向公众公开自身相关情况及新闻生产过程。比如我们的报道经费从哪里来，我的钱从哪里筹的？具体的出资是什么人。比如报道过程，我做的动机是什么，你怀疑我是质疑我是为了搞跨两桶油，我们都摆出来看，到底哪个能做等等类似的这样一种透明化，增强整个媒体机构的透明度，有可能是以后我们的一个核心内容。